在农村，儿子要娶媳妇前。父母们都会努力攒钱，盖栋房子，然后准备个房间，置些家具，给儿子娶媳妇用。在农村，娶媳妇，一定要有房子，没房子可不行。总不可能搭个帐篷就娶。

搭个帐篷就娶媳妇也有，那是草原上蒙古族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，讲究的是又大又豪华的帐篷，那就是家。而大部分人口都是农耕民族的中国人来说。房子就是有块地，上面有个建筑，这就是所谓的房子，有房子娶个媳妇，可以关起门来让别人看不到。于是就成了家。成家成家，就是有房子，又有了女人。

城市。城，是政权的外在形式表现，古代，城有地区管理政府，进行地区监察和治理，城有城墙，起防御作用。市为交易之所，商贾集散之处。围着城市的，就是大大小小的零落村庄。

现代的城市。没有了城墙。城和市已经交融，所以才城、市不分，叫做城市。

农村建房，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，找块合适的土地，审批一下，就可以开始建房了。房子的成本，就是那建筑材料和给施工队的钱。自建自用，不存在流通。城市的房子，土地要买，然后要设计，然后要审批，最后，还要卖出去，是个市场流程。成本高，风险大。所以，城里的房子，贵！

绝大部分中国人都和农村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。就比如前段时间有新闻报道说，上海部分年轻女性，找老公的标准是：有房无贷才肯嫁。那就是说，不但要有房，而且还不能欠着银行钱。这就体现了一种农村意识。农民是因为在村里基本上不会租房子住，所以住的房子都是自己的。而城市里，是靠第二及第三产业进行价值创造的人们。具有很强的流动性，人和建筑都是为了产业服务，所以建筑的成本也高。如果不是上辈已经通过奋斗买好了房屋，到了结婚年龄的年轻人，有几人能无贷买房子呢？就是有贷能买得起房的人都不是很多。而中国人结婚的观念是从农村沿袭过来的，要有房子了才能结婚。如果是租的，对不起，那可不行，那房子是别人的，住着就是别扭。

暂且不说这极端的农耕民族观念影响下的心理是否正常，但说这种心理状态之下中国人的购房意识。既然儿女们结婚的时候自己还买不了房子，那怎么办呢？

父母为了给儿女结婚，一般都贮备了一定量的资金。这笔钱，有包在一块老布里的，有直接存在银行的，有买成黄金压在箱底的，就是为了给儿女准备结婚。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钱给儿女买房或支付首期的，或是那类不愿意要父母钱的儿女门，就只有靠自己奋斗，等待机会的降临，或是慢慢攒钱，于是人们越来越难结婚，越来越晚结婚。买房子，成了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共同目标。等不及了，就想办法吧。要么就和朋友凑点，自己掏点，银行贷点，开始买房子。

于是乎，房地产市场化后，中国人就开始大买房子，而且暂时买不起房子的，都是热血沸腾的为了买房子而准备着。城市里的房价一升再升。所谓供求决定价格。自有的房子和家的概念被等同了，或者变成了家的基础。于是我们发现有那么多人等着买，买得起的想买，买不起的也在拼命赚钱等着买，人们前赴后继，拼命购买到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在农村房子都是自己的，因为在农村，房子和自己劳作的土地是在一块的，房子不够住了，只会重新建房子，一般不租房子，也没有房子租。而在城市，同样的中国人觉得要自己买了房子才是自己的家，家的情节，农村和城市没有多少区别。租来的房子，肯定不是自己的家，大部分中国人都不会选择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。既然老一辈在攒钱买房子，年轻一代奋斗也是准备买房子。这么大而且强烈的，包含了浓烈情感，如同一种宗教信仰般的市场需求之下，房子的价格也肯定要涨，而且涨得可怕。

而中国人盖房子，结婚生子的观念，几千年传承，怎可能轻易更改。计划经济时代，房子是被分配的，看不到这种观念。在当时，结婚几乎都是有房子分的。未婚的住集体宿舍，或是和家人住在一起。而结婚了，至少都有个独立的宿舍分出来。中国人对房子的观念，在当时已经被忽视了。

而市场经济的时代，中国人对房子的固有观念被释放了出来。买房子就是结婚生子中的一个环节。中国人对人生的直观感觉就是：有吃有住有事做有配偶传宗接代。房子是人生流程中的一个环节。如果房子不是自己建的，那么至少也要是属于自己的，才感觉塌实。而更多的狂热者，在一路飙升的房价面前，开始有了最原始的冲动，要自己建，自己一个人建不了，就集合一大帮人一起自己建。于是有了于凌罡这类个人建房号召者。原始动因还是基因里那种想要自己造个“窝”的冲动。无法压抑，与生俱来。

什么拉动了中国的房价？是中国人的需求。是什么促成了中国人的这么强烈的需求？就是农耕民族的固有观念。

俗语云：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家的烂草窝。这里体现出中国人对于房产更看中的是占有，而不是使用。而游牧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西方，更看重的是使用，而不是占有。游牧民族的实用主义，我们拿中国的蒙古族来做比较。游牧的蒙古人，由于一年四季都是在草原上迁徙，转换草场进行放牧，所以他们的住所不是固定的土木结构的房子，而是便于拆卸的帐篷。而蒙古族无所谓住到哪里，放牧到哪里，那里就是自己居住的地方，自己的家，就是脚下的草原。另一个例子，以前蒙古的男人可能会几兄弟共同娶一个老婆，生出来的孩子，只叫大哥父亲。而如果大哥死亡，那么其弟一般就会娶了嫂嫂。这对于农耕社会产生的儒学所指导的汉人居住区来说，这是不可思议，违纲反常的。当然，现在的蒙古族基本上都被汉人同化了，这种一妻多夫已经很少见到了。

中国人对家的观念浓厚至极。不是自己的，再好也不喜欢。是自己的，再差都喜欢。这是明显的农耕民族的意识。意识形态是属于文化的东西，代代传承。从出生就被灌输的观念，还没有去研究对错，就已经刻在脑海，指导着自己的思维方式了。

农耕民族追求稳定安乐，崇尚安身立命，安土重牵。热衷于获得完全属于自己的，可传承的房产，并倾向于在居住地谋生，不认可人口流动和租住房屋，把流动叫做漂泊，具有伤感的情怀。

而游牧民族文化影响下的西方，崇尚自由和随遇而安，根据自身的发展，选择合适的地方，所以西方人，很多即使有了子女，还是租住的都非常多。一般只有老了才会安定在一个地方进行养老。所以西方人购房的主体是中老年人，而中国购房的主体是年轻人。西方人结婚，无所谓房子是不是自己买的，虽然西方人也想买房子，但是是作为财富积累或是家庭理财来考虑。西方人不会为了结婚而买房。而中国市民却大多都是为了结婚而买房，或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房子的占有欲而买房，和村里的乡亲们看待房子的观点是一样的。所以中国的并不富裕的年轻人成了购房的主体，而且这个主体受到社会的认可，得到了父母的支持。一方买房，八方支援。即使买房的不是年轻人。中老年人买房大多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女结婚做准备。不管是为了自己结婚，还是儿女结婚，为了婚事，都至少是买房的一个理由，而另一个理由就是中国人强调对自己使用物品的占有。投资炒作的人，不过是搭着别人的这两个理由看到了市场前景，进行投机而已。

中国人这种对待房子的观念，反映的是农耕民族的特点。是整个社会群体的观念，无法被更改，而且又获得了银行信贷支持购房的情况下，即使房价再贵，还是会有人买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房地产泡沫要破了，可是始终没破的原因。

中国人学会了西方的贷款消费，却没学到西方的自由精神。所以全世界都应该惊诧于中国人的购房狂热。那是农耕民族对家的浓厚情感，被寄托在了买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上。一个夹杂太多感性的市场，如同宗教信仰般狂热。中国的房子，不愁卖。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，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国际交流的加速，必然会使人们对房子的观念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，变为多元形态。但占主导的观念，相信仍然是农耕民族的占有欲大过使用欲的住房观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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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之国人非为房子而活，乃为自由而活

在媒体和一些意见领袖关于高房价的高声渲染下，似乎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都是梦想被高房价扼杀，要么成为房奴、要么想成为房奴而不得的一群。但如果仔细分析社会上的各类人群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并非所有年轻人都在抱怨高房价，至少占年轻人比例最高的那一群体——农民工群体，他们一直在默默无闻地埋头于自己的梦想，这个梦想可能非常简单，就是养家糊口，就是培养子女。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关心房价，因为在他们打工的城市买房，对他们来说可能太奢侈。他们既不能指望政府给他们廉租房，多数人也不指望自己很快能够买上房。他们中的大多数，是打工以后攒下钱，然后回老家乡下盖房或者回老家县城买房。像南京的拾荒夫妻20年买两房一车的事情，既是极少数奇迹般的个案，也是中国的草根梦永远不灭的标志之一。说明所谓的好运气，总是眷顾顺势而为的人。

如果只论住房，那么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已经拥有住房，或者在大城市，或者在中小城市，或者在乡村。住房问题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，是因为它不能像汽车和其他财产一样自由流动，它和土地一样是不动产。人们希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也能拥有独立产权的住房，所以人人都抱怨房价高。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为了成为大众追捧的言论领袖，不是致力于提供真正有价值的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，而是处心积虑地提供越来越激进的意见——在广场效应中，越激进的意见往往总是越能获得喝彩。但其结果却往往是为少数群体赢得了呼声和名利，却输了所有人的事业。因为越激进越有广场效应，而理性却在这个时候退场了。

政策为了迎合民意，在还没有搞清到底是哪里房价高哪里房价低、相对谁房价高相对谁房价低的时候，就一次又一次一刀切地进行房地产调控，哪里能够收到预期的好效果呢？这正是房地产调控十年无果的原因所在吧！至于所谓的保障房，在人口剧烈流动的背景下，人们不断地“抛弃”已有的住房，奔向一个个新的地方。那么，提供哪里的保障房才好、才算尽到了政府责任呢？这个问题也没有搞清楚，保障房不是水中捞月就是一些权势阶层火中取栗的“国民负福利”而已。

况且所谓的房价高低，总是相对而言的。一些人在伦敦、迪拜买不起房，但北京上海的房价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很低的；一些人在北京上海买不起房，但故乡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对他们而言可能是很低的。房价高而仍然有市场，甚至不断传出人们排队买房的消息，只能说明有人承受得起这个高房价。而另一部分人承受不起，要么是他个人创造的价值还不够，要么是社会不够公平，不能给他创造的价值以足够的财富回报。唯独不是房地产市场的问题。

伴随着一年一度的人口春运，外商多的地区“资金春运”也蔚为风景。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的消息说，每年春节前，浙江不少留守家乡的老年人拎着密码箱，要把儿女从西班牙等国汇过来的欧元取出或者结汇，帮助儿女在国内投资、购房，或用于建设家乡的公益事业。欧元成捆地堆在各大银行的地上。在浙江青田，人们从海外赚回的大笔资金刺激了当地房价猛涨，房价堪比省城杭州，县城黄金地段的房价甚至高过每平方米3万元，一般地段均价也都在1.5万元左右。放眼整个浙江，“资金春运”规模更为庞大。大约有600万浙商在省外发展，2010年，他们创造的商品和附加值总和接近2.7万亿元，等于浙江省当年的GDP总值。

今日之中国人，身体的居所在房子之内，灵魂的居所在海阔天空之外。房子，只不过是他们奋力追梦的一个必然副产品。